“谓之不诬可乎？”出自晚清名臣曾国藩的议论文《原才》，意为“说（他们）没有欺骗，难道可以吗？”这是曾国藩对身居高位却推卸责任的士大夫的尖锐反问。他在文中批判那些自命不凡却“不能以己之所向，转移习俗，而陶铸一世之人”，反而声称“天下无才”的官员，指出这种说法是对现实的严重歪曲。

作为“原”体散文的代表作，《原才》系统阐述了人才培养与社会风气的关系。曾国藩开篇即提出核心观点：“风俗之厚薄奚自乎？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”，认为社会风气的淳薄取决于少数贤智者的价值取向。当这些人“心向义”，众人便会“与之赴义”；若“心向利”，则众人“与之赴利”，如同“水流湿，火就燥”般自然响应。

全文围绕“陶铸人才”展开三层论述：先追溯先王时代“贤者当路，其风民皆以义”的理想状态；再剖析世教衰微后，贤智者虽“不尽在位”，但其“心之所向”仍能“腾为口说，播为声气”，形成社会习尚；最终落到对现实的批判——身居高位者“自尸于高明之地”，既不能以身作则扭转风气，又将责任推给“无才”，这种论调实为“诬”妄之辞。

曾国藩特别强调人才培养的普遍性责任：“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，凡一命以上，皆与有责焉者也”。他以“十室之邑，有好义之士”为例，指出即使小邑也有可用之才，关键在于有识者能否“拔其尤者而材之”。这种“人人有责”的观点，突破了传统上对君王选材的单一期待，将人才培养视为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共同使命。

文末以“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，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”收束，呼吁统治者与士大夫共同“谨其心之所向”，避免“坏风俗而贼人才”。这种将人才问题与国家命运直接挂钩的论述，既是对晚清人才凋敝现实的焦虑，也暗含曾国藩经世致用的治世理想。如今读来，其“转移习俗，陶铸一世之人”的主张，仍对当代人才培养与社会建设具有启示意义——每个身处不同位置的人，是否都能反思自己在“陶铸人才”中的责任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