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”这句千古名言出自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议论文《师说》，文中明确了教师三大职责：传授儒家之道、教授六艺经传等学业、解答学生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难。这一界定打破了唐代门第观念下“耻学于师”的陋习，提出“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”的平等教育理念，至今仍是教师职业精神的核心诠释。

全诗（文）内容

《师说》全文围绕“从师必要性”展开，分四段层层递进：
第一段开篇立论：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”强调人非生而知之，解惑需从师，且择师标准应为“闻道先后”而非年龄、地位。
第二段批判时弊：以“古之圣人从师”与“今之众人耻师”对比，揭露士大夫“爱其子择师，于其身则耻师”的矛盾，辛辣讽刺其“位卑则足羞，官盛则近谀”的虚伪心态。
第三段举例佐证：以孔子师郯子、苌弘等为例，提出“圣人无常师”“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”的观点，阐明“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”的师道真谛。
第四段交代缘起：赞许弟子李蟠“不拘于时，学于余”，作此文以倡导“从师而问”的古道。

全文原文如下：

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惑而不从师，其为惑也，终不解矣。生乎吾前，其闻道也固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；生乎吾后，其闻道也亦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。吾师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？是故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
嗟乎！师道之不传也久矣！欲人之无惑也难矣！古之圣人，其出人也远矣，犹且从师而问焉；今之众人，其下圣人也亦远矣，而耻学于师。是故圣益圣，愚益愚。圣人之所以为圣，愚人之所以为愚，其皆出于此乎？爱其子，择师而教之；于其身也，则耻师焉，惑矣。彼童子之师，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，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。句读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师焉，或不焉，小学而大遗，吾未见其明也。巫医乐师百工之人，不耻相师。士大夫之族，曰师曰弟子云者，则群聚而笑之。问之，则曰：“彼与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，位卑则足羞，官盛则近谀。”呜呼！师道之不复，可知矣。巫医乐师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齿，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欤！
圣人无常师。孔子师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。郯子之徒，其贤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，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
李氏子蟠，年十七，好古文，六艺经传皆通习之，不拘于时，学于余。余嘉其能行古道，作《师说》以贻之。

思想价值与影响

韩愈作此文时（唐贞元十八年，公元802年），正值士大夫因门第观念而“耻于从师”的风气盛行。他以“抗颜为师”的勇气，将教师职能从单纯“授业”提升至“传道”层面，其“有教无类”“教学相长”的理念，不仅革新了唐代教育思想，更为后世留下“师者典范”的精神标尺。正如柳宗元所言，韩愈“奋不顾流俗，犯笑侮，收召后学”，这种敢于挑战世俗的魄力，使《师说》超越了时代局限，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不朽篇章。

今天读来，“传道受业解惑”六字仍启示我们：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，更是真理的播种者与心灵的引路人。当我们讨论“何为好老师”时，韩愈的答案依然振聋发聩——能解困惑、能传正道、能启民智，便是师者的终极使命。